根治“红包”顽疾须惩治预防齐发力

根治“红包”顽疾须惩治预防齐发力

今年以来，成都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加强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脱贫攻坚、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成都整治收受红包礼金、公款旅游等顽疾可谓奇招迭出，打出了系列组合拳，彰显出极大的决心和不容置疑的意志。一是严格履职、把监督执纪责任一级一级抓，层层压实；二是监督检查工作有的放矢， 重点突出，锁定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和范围，确保监督检查工作箭无虚发，“对症下药”；三是对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形势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透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四是针对存在的问题，开出合理“药方”，重症用猛药，“杀鸡用牛刀”，实施精准化的专项整治，多管齐下，成效显现。无疑，针对收受红包礼金、公款旅游等顽疾，成都在实践中的探索和创新举措无疑是值得各地借鉴的。其实，成都在整治“红包”顽疾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惩治预防齐发力，重在综合治理。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一些单位收受红包礼金现象屡禁不止，即使在十八大以后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下也毫不收敛，令人触目惊心。的确，一个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红包礼金背后的文化习俗。一些领导干部打着尊重民俗的幌子，大行收受红包礼金之风，曰：礼尚往来。但一来二去，表面上送的是价值不菲的高档烟酒、名表、名包等奢侈品，暗地里干的是权钱交易的勾当。说的好听，是尊重习俗。说得直白，是给上级领导“上贡”，以图经营好“与权力的关系”，甚至为了攀上“关系”，直接从具有一定政治自觉的领导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就从其身边人下手，以红包礼金“围猎”，滋生出种种腐败。红包虽小，腐败事大。当红包为成腐败的幌子时，便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民俗意味。

根治“红包”顽疾须惩治预防齐发力。在反腐的高压之下，缘何一些领导干部仍然顶风收受红包、无所收敛？一方面缘于监督虚设，对于日趋隐蔽化、多样化的收受红包的行为不能做到全面、及时、准确的监督、取证。另一方面，一些领导干部贪心不足、自律缺乏，既无纪律观念，又对规矩毫无敬畏之心，越贪越发疯狂，从小贪演变成巨贪，见钱眼开，见利忘义，对于红包礼金是来者不拒。对于已经发生的收受红包礼金问题，须从严依规依纪查办问责，绝不姑息，生产震慑，以儆效尤。同时，要把着力点放在预防二字上，织密监督网，强化监督力量建设，强化廉政宣传教育，在节假日等敏感节点通过发廉政短信、公益广告、警示教育课等形式勒紧党员干部思想神经，为领导干部戴上“紧箍咒”。(文/伍文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