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张维屯火车站（康有山）

张维屯车站是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火车站。从呼（呼兰）海（海伦）铁路到呼（呼兰）嫩（嫩江）铁路再到滨（哈尔滨）黑（黑河）铁路的不同年代，一直是存在的。马占山在江桥抗战后，就是从这条铁路撤往哈尔滨的。

从1909年起，至1926年间，俄、美、英、日等国，为了攫取黑龙江的财物，先后提议与黑龙江地方政府签订修建呼海铁路、呼嫩铁路、滨黑铁路密约，均遭黑龙江省议会和张作霖的拒绝而作罢。当时，黑龙江省内士绅官商的呼声也很高，后来，黑龙江省督办兼省长吴俊升等人于1925年拟出了《筹资兴建呼海铁路的意见及章程》，当年8月在省城建立了官商合办的“呼海铁路有限公司”，9月1日在松花江北松浦镇设立了工程局，高云昆任总经理兼工程局局长，于1928年12月6日竣工通车，呼海铁路从呼兰到海伦全长215·2公里，全线设32个火车站。张维屯火车站是绥化北第四站，南接四方台站，北接新泉、绥棱站。

以后又先后延长到滨北铁路、哈黑铁路。

张维屯火车站先是归齐齐哈儿铁路局绥化分局管辖，后来划归哈尔滨铁路局绥化分局管辖。在我的记忆里是很深刻的，因为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听老人们讲，日本占领东北后，日本人在每一个火车站都派有日本人当站长，张维屯火车站的日本人名字叫大翟，他曾抢走了我家的一台座钟，后来，被在车站上班的刘先生给要了回来，那个大翟在日本投降后在绥化原飞机场被老百姓用石头砖块把他打死了。

我记事后，记得那是王化南当站长，他的侄子王文庭考值班员，我在旁边看热闹。后来，从绥化派来范报全当站长，那是一个很倔但很正义的老头，因为李文志被李宝林打了，他主持公道，不但开会批评了他，而且坚决让李宝林给李文志赔礼道歉。

范站长几年以后调走，从绥化又调来一个关仕伦站长，那是一个话语不多又很慈祥的人。但我和他却很合得来，虽然我很小，但他很愿意和我唠闲嗑。

关站长走后，就是高文波当站长，这个人很活泼，爱说话，好像是和我后来在绥化认识的高文茹是家里兄妹，我和高文波常在一起闲聊，在他那里学到了一些知识。

高站长走后，来了一个吴站长，名字叫吴绍先，人们送外号叫吴大帅。可能是因为他和原来的吴俊生同姓，而且为人慷慨、直率有关。这个吴大帅在那里当站长时间较长，因为他记不住谁的名字，用“老二”、“老三”等称呼来叫我们这些孩子的名字。后来他被调到分局“绥化铁路分局”当“检查组”组长。那时，我已经上了高中，但见到我，还是很亲切，而且记得我的名字，总是还打听一下我的父母情况，我叫他“吴叔”。

吴站长走后，滕茂英当了站长，他仅比我大几岁，也在张维屯小学念过书，虽然在学校不认识，但是记得他很善于跑，跑得还很快，短跑很有名气。我那时已经上了高中，见面时总是免不了开几句玩笑，闲扯几句。

后来的车站站长，就是在本地提拔起来的。

第一个提拔的是韩庆堂、韩站长，他是50年代初参加铁路工作的，记得他刚参加工作时，常常和我们打篮球玩，在一起玩他很开心，我们也很高兴。他在张维屯结婚时，我们还吃过他的喜糖。前几年他去世了。他文化不高，后来给他配了个副手，就是副站长，副站长叫孙文学，家住在绥棱。

我记得的最后一任站长是曲凤鸣，他也去世了，他生前我和他打过几个交道，那也是工作的接触，记得他的妻子姓马，大家习惯称她为“小马”，前几年回张维屯，老街坊说她身体也不太好。曲凤鸣之后，我的小朋友、刘兆海的儿子刘亭范好像也当过副站长。

张维屯火车站的党组织是个支部，先后有王清林、赵百舟、邢凤阁等人当过支部书记，也有工会，记得曾有个工会主席姓张，我们叫它张主席，他的名字好像是叫“张通华”，那还是我本小时候，那时工会有一把大砍刀，我常去借来乱耍一气，玩完送回去。那把大刀后来也不知落到了哪里。

张维屯车站的官房（就是车站职工的住房，我们那时候称之为官房），现在已经很少有昔日的老户了，他们的子女也见不到几个了，他们当然有了新的工作、新的生活状态、新的生活环境。高楼拔地而起，许多平房不见了，楼房正在取代先前的平房，很多周围农村的住户搬进了镇里，住进了楼房，进入了快速的变化之中。但是，古老的张维屯镇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里虽然并没有名山古刹，但毕竟是我的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时光都到那里去了”？我的感觉是：在童年的劳动里、在求知的欲望中、在工作的忙碌中、在抚养子女中、在退休后的颐养中度过了……

丁酉年八月即望